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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代会新变化:代表自带洗发液上会 - 全文

admin 皮皮高清影视 2020-01-22 173 0

  徐则臣:与时代血肉相连

  我从小生活在水边,在京杭大运河边也曾生活多年。那些被大河水汽笼罩的岁月,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。在我迄今22年写作生涯里,有20年都在写运河,大运河一直是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。这一次,背景走到前台,这条河流成为主人公。写作就是这样,某个配角你盯久了,他就有了自主成长的意志,暗地里缓慢地丰满、立体,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,你方恍然,一个新主角诞生了。

  写运河,不仅要写它的历史,更要写它的当下。1901年漕运废止,成为大运河命运转折点;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,可能会成为其命运另外一个转折点。我想从这两个节点切入,整体上考察百年运河和中国近现代史。这两条线正好借运河互为镜像,一条河活起来,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,穿梭在水上的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愈加清晰。汤汤大水因而成为一面镜子,映鉴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的命运。

  20年来,在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小说的过程中,也培养出对运河的专注兴趣,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、文字、研究乃至道听途说,都要认真收集和揣摩。所以,我以前常自诩对运河比较了解,一闭眼,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。但真要写,才发现我所掌握的运河其实是望远镜里的运河,要落实到一个个细节、要每一笔每一画交代清楚,望远镜远远不够,还需要显微镜、放大镜。因此,为写这部小说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,也把京杭大运河断断续续走了一遍,这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,的确是“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我们对运河的认识还远远不够,它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东西,从文学角度的挖掘尤其不够。

  写作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,失去难度也就谈不上发现和创造,《北上》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爬坡。难度不仅仅是具体技术上的,更重要的在于,是否对过去的写作构成挑战,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胆量和信心,是否不断将自己从众多写作者中区别开来并最终确立自己。文学在发展,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、想法不同,表达方式和途径必然不同。在写作优良传统和文学精神上需要向前辈看齐,在对新事物、新世界的理解上需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。

  一代代作家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,通过“有我的文学”和时代互动同行,与时代血肉相连。

  陈 彦:紧紧拥抱生活之树

  写作的理由有千条万条,对于我,最管用的一条就是紧紧拥抱生活这棵大树。《主角》是对我近30年职业生涯的集中“压榨”。对于书写对象及其生活氛围甚至烟火地气,的确有烂熟于心的感觉。

  《主角》的主角叫忆秦娥,是一个唱秦腔戏的演员,她11岁进入县剧团,50岁被民间封为“秦腔皇后”,她的命运像过山车一样,时而冲上顶端,时而摔下深渊。很多时候,她是被各种“推手”搅着转,在反复转动中也逐渐修炼出信念,最终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。《主角》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个,还有许多没留下姓名的配角,有唱戏的,更有社会各色人等。秦腔囊括了上千年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文化、法律、民生、民俗信息,留存下来数千部剧作,认真研究,你不能不产生敬畏与文化自信。《主角》努力在触摸这个传统与自信,并执着地梳理和抚摸它的走向。

  写这部书,不仅是为一个戏剧舞台上的主角立传,更重要的,是想从戏剧舞台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舞台,从而把自己经历的40年改革开放沧桑巨变,化入到一群人的命运起伏中去。我本人跟忆秦娥年岁基本相当,我是借了这种太熟悉的生活,写了自己心中40年的困惑、焦灼与生命奋发。当然,我不是忆秦娥,我只是与她一路同行的时代见证者。

  我是陕西作家。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都是那块土地的坚守者。《主角》的写作过程也是匍匐在那块大地上的。我的窗外,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排练厅。难以想象,每天听不到排练声,《主角》会写成什么样子。我另外两部长篇《西京故事》《装台》,还有《迟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等戏剧作品,也都是在秦腔的呐喊声中完成的。我喜欢那种沧桑、硬朗、周正的呐喊,那里有传统与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丰富信息。后来我调出文艺团体,跳出“庐山”看“庐山”,因而从小舞台写向广阔的人间社会才成为可能。

  主角不是舞台上独有的角色形态,各行各业哪里没有主角配角呢?主角理所当然要比配角付出更多努力与代价。忆秦娥比谁都活得苦、活得累,比谁付出的都多,却比谁受的挤压、攻讦都大,看似苦难,她的生命形态却因此具有了开阔的张力与精神密度。无论小舞台还是大舞台,正是有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主角、配角,才使人间喧哗,社会生活跌宕起伏又摇曳多姿。

  我会继续深情凝望养育我的土地,紧紧拥抱让我创作有成的那棵茂盛的生活之树,开河掘井,继续深耕。

  李 洱:敬重文学现实品格

  一部小说写13年,不要说读者感到意外,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最主要的原因是,我认为在处理复杂现实时已有的文学范式不够用了。新的现实感对作家提出新的要求。作家应该借鉴古今,寻找新的方法。

  以人物名字来做小说题目,让有些朋友感到奇怪。在福楼拜、托尔斯泰、鲁迅那里,这是最常见的命名方式。虽然今天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与那些伟大作家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,但过去的经验不可轻易放弃。一个作家应该既植根于传统又有所调整。有时候,新的反而是旧的、旧的反而是新的,它是旧与新的变奏。直到今天,我依然敬重文学的现实品格,依然对塑造人物有浓烈兴趣。

  《应物兄》写了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很多人和事,其中有知识分子、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。因为写了知识分子,很多读者把它看成一部知识分子小说,这当然有道理。我想说明的是,写知识分子的小说,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小说,不写知识分子的小说,也有可能是知识分子小说。在我看来,《阿Q正传》就是知识分子小说,虽然它写的是未庄,阿Q也只是个打短工的,割麦便割麦、舂米便舂米、撑船便撑船。

  说起来,我对写知识分子确实用情甚深。我每天都在与这个人群打交道,熟悉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心跳。他们的所思所爱、他们的历史感、他们与现实的交相往来,都与我们的历史、现实和未来有关。很自然地,我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。我对小说中双林院士、芸娘、张子房教授的敬仰之情,相信会被很多读者感受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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